ukvlx 尽管现代自由主义宪法理论通常淡化处理政体的民族文化背景而侧重一种制度化的宪法爱国主义，但任何一个理性的政治家和立法者都不敢轻视文化基础问题。
法官群体乃至法官个体的道德谱系中往往可以解析出主流道德或称真道德与非主流道德或称伪道德。当然，与道德的并不需要用法律规范加以贯彻和实施相较，当人们提出正义要求时，从很大程度上来讲，这些要求则是向那些有权力凭借以制裁为后盾的具有约束力的规范手段控制人们行为的人提出的。
法官就是拥有规范手段和控制力的人。人文情怀的核心是以人为本。通过对道德谱系的体察或许有益于对法治国时代的法官品格的审视。这也是形式理性和法定主义法律思想的要求。因此，在本文中，法官的德性实指法官的道德，说白了就是法官的良心。
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言，无自制力的人，为情感所驱使，去做明知道的坏事。令人担忧和需要警醒的是，处置不当，这将会成为倾轧甚至推翻司法正义大厦的黑暗力量。而语言学也及时修正了一些法律语病，比如过去审判长让被告人围绕起诉书指控的事实交代问题，但交代有一个预设前提就是被告人是有问题的，这显然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
法律术语使得法律职业之间的交流更为便利，但它并不能解决在整个社会层面要叙述某一事实所面临的困境，甚至公众会以自己的诠释方法去理解这些术语而产生的偏差和歧义。但是，这种道德贬损之词与现代法治理念格格不入，现代法律文书绝对排斥制作人主观情感的渗透。与日常用语所追求的绘声绘色、立场鲜明的积极修辞方法不同的是，法律语言要求表述方式是概念的、抽象的、普通的，而非感性的、具体的、特殊的，这样才能保证法律文书高度的客观性。法律语言与日常用语的合理使用可以增强法律文书的可接受性，而司法公正才是社会的永恒追求和消除公众误解的根本途径。
因为社会公众对一个人好与坏的评价标准并不是违法而是违德。语言学与法学结合逐步形成了一套特殊的语言分支——法律语言。
高度技术化的法言法语虽然在理论研究上应当被传承与发展，但从法律文书的语言运用和实用法学角度来说，都不能把法律语言自我封闭，因为法律文书所要达到的是沟通、理解、接受，从而实现定分止争的目的。这些嬉笑怒骂的判词却得到了社会的认同，有些甚至成了传世之作，这是因为它契合了人们日常用语的表达方式。对于违德，社会公众日常语言表达方式就是道德贬损。但是也应当注意法律用语与日常用语的语境差异。
此前，湖州市南浔区法院在一起强奸案件的判决中，对两罪犯的犯罪过程表述为临时性的即意（强奸）犯罪，也曾被网民组合为临时性强奸而大加炒作。出处:《人民司法（应用）》2013年第15期 进入专题： 法言 。近期社会上广泛关注的李某某涉嫌强奸案中轮流发生性关系的用语引起了网民热炒，网民认为这是有关单位自造词汇替李某某开脱，甚至怀疑暗示将不以强奸定罪。法律语言特别是法律术语以严谨性为宗旨，这些专业词汇具有历史传承或法律规定的特定含义,对这些词汇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使法条或者判决更为简洁明晰
这几乎是当下各地、各级政府的通行制度安排，譬如《青岛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条例》（2006年）第3条就明确规定，市、区（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是本级人民政府行使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机关,按照规定的权限,制止和查处违反城市管理法律、法规、规章有关规定的行为《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此时，站在相对人的立场可能有这样的不满：工商都没有管我，警察也没有管我，你城管干嘛管我？站在其他市民的角度则可能产生这样的愤怒：城管居然对这种明显妨碍公共生活、正常秩序的事儿也管不了，要它干嘛？而如果一旦这事儿引起冲突，或可能仅仅由于媒体的介入进而引发了更多人的关注、更不用说谴责，则上级主管部门或相应的行政执法部门（如本案中的工商或公安部门）则可能很生气：城管怎么又惹事儿了？当然，我相信城管则很可能郁闷无比：我忠于职守、冲锋陷阵于第一线，并且可能将导致不公平地承受相应责任，但得到的却居然一律是谴责，就连起码的理解都没有？我亦相信，正是蕴含在城管执法中的如上几乎必然导生问题的逻辑，解释了、至少大部分地解释了为何城管总是出现在负面报道中，俨然一副麻烦制造者的样子。
另一方面，城管执法涉及的领域十分宽泛但又往往欠缺相应的完整执法权，所谓 是‘警察（或‘工商）又不是‘警察（‘工商），这意味着尽管城管部门所涉及的权限多达数十项，但却没有一项是完整的，而只具有相应权限的半拉子。又譬如执法部门在具体执法过程中可能遇到人力资源不够的问题——这种问题或许一年也就遇到那么几次，因而无法、也不应该通过扩大人员编制的方式来对付，但通过借人的途径来解决则可能是一个极佳的思路。
这当然是一个大工程，在这里仅提供一种或许可行的思路。大的如世界各国议会与政府的关系，不都是如此？ 出处:《法制日报》2013年12月11日 进入专题： 城管 城管执法 。最后，第四，它可能会促进政府机关人力以及物力资源的更优化配置，因为如果真的践行这一思路，则现有的各行政部门可能只需要保留决策性以及内部事务性岗位，而不必保留过多的对外执行岗位，有些执法物力资源可能也无需保留——考虑到这些岗位、资源几乎不可能总是处于实际运转状态，也就是说几乎总会有所闲置，则将他们统一到城管部门之下，通过一定的协调机制，当更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按照这种思路，则城管将成为一个独立但特别的政府部门：说它独立，是因为它有自己独立的人员编制、财政支持以及独立的内部运行规则。这种思路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把城管由一个名义上独立但实际上半拉子的行政部门，调整为一个纯然的执法协助部门。说它特别，则因为它完全没有自己独立的执法权——它的所有行为均源自其他政府部门或人民政府的请求、要求或指示。
在今天的大陆地区，大概城管是所有政府执法部门中最不被理解或被非议、谴责最多的部门——城管部门的恶名，甚至已经为台湾地区居民所熟知。再譬如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社会问题，可能并没有哪一个既有行政执法部门具有适切的执法权，此时，负责任的做法当然不是以没有执法依据之类的藉口推脱了事儿，而必得在相应立法调整跟上之前，基于社会公序良俗的需要积极应对——考虑到立法总是具有滞后期，而今日中国又正大踏步地进行着社会转型，因而可以预见这种情形当在所多有。
更重要的或许是另一方面，第三，它将有助于对城管执法过程的监督、规范——可以想见，在这种体制下，发出要求的行政部门或人民政府，为了避免相应执法所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一定会尽其所能地规范、监督城管人员的执法行为。这进一步意味着城管注定处于行政执法的冲突、对抗高发区，而经验似乎也已经无数次地验证了此种趋向。
当然，反对的人可能会说，如果真践行这一思路，万一到时城管不服从或仅仅是怠于执行其他行政部门的要求，岂非整个公共行政都将陷入瘫痪？这在逻辑上当然有可能，经验中亦不乏类似例子（譬如在西方社会并不少见的文官人员集体罢工就颇为类似）。可以说，也正是基于如上几种原因，使得城管在执法过程中似很难避免出现各种问题，进而引起各种误会、指责。
在我看来，或许可以这样概述城管执法的困局： 一方面，城管执法本就基于既有行政体制面对社会变革时期的无力感而存在，这决定了它所面对的一定是按照通常渠道、通常逻辑很难解决的问题，用城管执法人员自己的话讲，他们所面对的注定是难啃的骨头。第二，由于按照此种思路，城管将基于其他行政部门或人民政府的要求才展开执法行为，故而它的每一次执法都将以协助执行的面貌出现，这意味着发出要求的行政部门将指导、并指导城管的执法行为，当然，也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这一方面可能避免现行城管因其半拉子属性而带来的各种问题，进而避免既有体制中对城管的不公平对待问题。在社会转型期，一定会出现各种根据现有行政权力规划、设置所无法妥贴解决的社会问题：譬如对某屠户遗弃在垃圾场的一只可能导致防疫问题之病死猪的处理，可能就无法单纯由环保部门、卫生防疫部门、工商部门一家执行，而必定通过某种联动机制方可能得到最佳处置。在我访学台湾的这几个月中，就有好几位友人或直接或委婉地问，既然城管颇有民怨，而且它确实也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为什么大陆不撤裁城管？ 我的回答是，城管当然不能撤裁，因为它本就因社会情势的需要而生。
既然城管的存在有其合法性和必要性，而现行城管体制又几乎必然导致问题，则逻辑上的要求就当然是对之进行必要的调整、改革。这种思路的可取之处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说明：第一，它仍将继续履行既有城管体制中城管所实际履行的各种职权，也就是说，这种改革并不会取消既有城管对于整个社会的价值。
不难想见，城管部门的这种半拉子特质，将很可能导致在城管执法的某些紧要关头却发现自己没有执法权限、因而无法继续或彻底执法的问题。但我想，这不应成为反对本思路的充分理由，因为事实上现在世界各国公权体制中都存在大量贯彻着类似思路的制度设计，并且整体上更多的是成功经验：小的如通行于包括许多国家（亦包括我国台湾地区）的检察院在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与警察机关的关系。
以对乱摆摊位却又屡教不改并引起其他市民公愤的市民之处置为例（这或许也是关于城管执法的最经典例子），城管只能再行劝解，而无法像警察那样通过没收或（暂行）扣押货摊的方式彻底解决问题。……这种不对称的安排，首先当然对于城管部门不够公平，但更应考虑的或许是它进而也当然可能导致城管在执法过程中出现各种规避法律、规避责任并影响执法效果的现象。
因此，可以说，正是类似如上诸种问题、现象的存在，赋予了城管部门存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也因此，今日城管执法的问题可能并不在于城管有无必要存在这一根本上，而在于既有城管执法的具体体制上。当然，事实上城管亦不可能具有某一行政部门的完整执法权，因为这既不符合行政执法的经济原则，亦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分工精神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同时也是一个生产力发展极不均衡的国家，不同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差距很大。
今后行政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和部门规章将会减少，而地方性法规将会逐步增加，国家的法制结构将会更加合理，立法机关与执行机关的分工将会更加明确。赋予这些城市制定地方法规的权力，不仅可以充分发挥这些城市自治管理的功能，而且更主要的是，可以让这些城市根据当地情况，制定地方性法规解决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
赋予城市立法权是实现城市自治的第一步。现在一些城市之所以把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政府规章变为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地方性法规，就是充分考虑到了城市居民的普遍需要，在尊重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增加城市的人文色彩和传统文化气息。
当然，扩大地方立法权，必须以培养大批的立法人才为基础和前提条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实施的法律就会成为中国法律体系的主干，各个城市颁布的地方性法规将会成为主干上的分支，它们共同组成中国法律体系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